路甬祥院长在视察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座谈会上的讲话

<P>（2005年2月22日下午，根据录音整理，仅供参考）</P>
<P>同志们，今天我来主要是向同志们学习，听听大家的意见，另外春节刚过去，也给大家当面来拜个晚年。为什么选地理科学与资源所作为第一个来访问的研究所呢？主要原因是地理资源所与落实科学发展观关系十分重大，另外地理资源所实行两所整合以后，当年说是无缝整合，经过四年左右的发展，目前整个态势比较好，领导班子比较团结，办所的思路比较明确，研究所的新老同志观念比较一致，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好的进展，所区的环境，支撑条件，虽然几经变革，但始终不断改善，研究所正处在一个改革发展不断向上的进程中。我上一次来的时候还在老园区里面，虽然是临时的房子，也搞得很妥贴，当时IAC（国际科学院联合会）有一次委员会到地理资源所来参观，开了一天的会，回来以后跟我讲，说这个所不必再变更，现在的环境就很好，我说这不是我们要变更，是服从北京市的整体规划，要迎接2008年奥运场馆的建设，不得不变迁。</P>
<P>今后的五年，无论对我们国家，对科学院，包括对地理资源所，都是必须要紧紧抓住的难得的机遇期。</P>
<P>中国的经济二十几年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世界所瞩目，也是全世界所公认的。但是中国未来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与挑战，人口问题，包括老龄化问题，资源生态环境的压力，未来又是一个城市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资源生态环境方面，不仅我们高速发展的经济所面临压力，全世界都很关注。例如我们现在温室气体排放仅次于美国，世界上排第二位，按这个势头发展，不久的将来，可能会走到第一位。京都公约已经生效，中国是签字国。</P>
<P>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央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坚持五个统筹，要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道路，这实际上是中央总结了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以及吸取了世界其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教训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P>
<P>锦涛总书记在去年参加两院院士大会开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他对院士们讲的，我想也是对全国科技界讲的。他明确的提出了希望科技界要从科学的角度为科学发展观充实新的内容，同时要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在这方面我觉得地理与资源科学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未来确实是地理资源所的一个新的更重要的发展时期，因为国家有需求，社会发展有需求。地理资源所经过知识创新工程的改革与发展，不仅继承了原来两所的优良传统，而且在观念、研究所定位、创新目标、队伍建设、创新文化以及管理体制与机制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奠定了下一步为国家做“三性”贡献，攀登地理科学与资源科学方面新的高峰的很好基础。</P>
<P>同志们的发言，给了我很好的启发。我觉得大家所考虑的问题，都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的，许多方面都很有创意，我要把同志们的意见带回去，作为进一步修改、完善第三期我院创新工作思路的依据之一，同时也希望各位结合地理资源所的实际情况，继续考虑未来的发展，从国家战略需求出发，从学科、从世界发展的整体态势出发，凝练与提升科技创新目标，真正地实现在今后的五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内，把研究所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创新跨越、持续发展的阶段，真正地实现江泽民总书记当年提出的“三个基地”、“三性”贡献的要求，以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四个一流”的要求。（注：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仅要创造一流的成果、一流的效益、一流的管理，更要造就一流的人才。）</P>
<P>我觉得地理科学有它本身的规律与发展的轨迹，但是地理与资源科学又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联，不断出现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索，去研究，去综合，去归纳，去创新，所以地理科学与资源科学的原动力，也与其他科学一样，一个来源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一个来源于从事这方面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对客观规律认知的不断追求，而且这两方面紧密的结合，在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方面显得更加突出，密不可分。刚才几位院士和所长们所谈到的以及考虑的问题，我觉得都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P>

<P>建国初期，我们的地理科学主要是要摸清家底，而现在已经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阶段，国家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建国初期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地理与资源科学的研究的侧重点也要做相应的调整，做出新的选择。大家提了很多，水问题现在是新的突出的问题，它是一种资源，不仅是农业的资源，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基础的资源，而且现在的水问题，不是一个自然流域的问题，还牵扯到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污染影响的问题。我们院有很多研究水问题的研究机构，但是需要综合，有研究农业水的，农用水的，有研究生态水的，有研究城市用水循环利用等等。我觉得在地理资源所未来要建设的水中心，就要把这些分散的各有侧重点的研究综合起来，从更宏观、更综合的角度来为国家的水管理、水治理、水的合理利用提供决策的依据。</P><P>    刚才吴老（吴传钧院士）提到的城市化问题，现在城市化进程发展很快，尤其是沿海地区这一带，城市化要占土地，城市化涉及到交通、水资源等自然和社会要素的合理布局与组织，任其自然发展看来是不行的，还是要认识规律，科学的决策，政府要引导，合理的规划。现在有一些沿海的省区，人均收入已超过3000美元，其城市化速度以后几年会比较快，究竟我们走什么道路，集中搞大城市还是要大中小城市相结合？怎样平衡效率与生态之间的关系？城市大一些，当然效率高一点了，但是大了有大了的问题，所以像这类问题，我觉得是社会提出的重大而迫切的需要，我们要通过科学研究来给予回答，为国家有关部门提供决策的依据。</P><P>中国的东、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的区域发展问题，也是中国真正地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五个统筹的重要方面。刚才陆大道同志也提到了，现在总体上中央已经提出了一个说法，西部要大开发，东北要重新振兴，沿海要加快发展，中部要崛起，这还是比较宏观的，比较原则的描述，但是真正要付诸于可操作的措施，看来也不能完全靠这几句话，我们要充实它的科学内涵。所以作为一个国家的研究机构，需要关注这些重大的问题，开展研究工作。</P><P>刚才说到的温室气体排放，碳通量方面的研究，以后不仅对环境外交，对中国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关系都十分重大。我们要有研究，有积累，才能提供可靠的依据。不能冒叫一声“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碳排放还是很低的”这么一句话就对付过去！现在京都公约虽然并没有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减排提出明确的要求，但这一天迟早是要来的，我们要未雨绸缪，早做研究。特别是中国在能源结构上，燃煤占的比例很高，因为这不仅影响我们自身的发展，也的确改变全球的气候与环境在做出重大“贡献”，这个贡献是打引号的。我们对这个问题要加强规律性研究。</P><P>由于全球变化，由于人类活动的加剧，现在自然灾害发展的频度与规模也在加剧。东南亚海啸我不以为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这是自然的过程，但是有许多自然灾害，包括气候异常，比如厄尔尼诺效应，显然与工业化和人类活动是相关的。怎样能够认知自然灾害的形成的原因，掌握预测预防方法与规律，也是我们国家政府乃至于国际上共同关心的问题。</P><P>地理资源所今后的发展，刚才所长归纳成两个战略领域，六大重要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归纳。但是我觉得要真正的凝练目标，而且把归纳的这些领域与方向变成可以操作的、引领研究所发展、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的重大课题。刚才很多同志提出了，要有重大的项目牵引，我觉得还要下功夫。我院和国家有关部门一定会全力的支持研究所提出的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符合科学前沿的重要课题，这是没有疑问的。刘纪远同志刚才提出要民主科学决策，我们意见征求稿实际上也是来源于同志们的实践，也是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概括总结提炼出来的，现在回过头来再要广泛征求研究所，包括老专家，年轻的同志与所级领导岗位上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修改。下一步要实施这些战略规划，要形成重大的战略行动计划，或者重大的项目，重大的基地建设的方案，还是要来源于同志们的建议，这一点党组的思想是统一的。</P><P>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动力，是在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牵引，在于科学家的创新与认知的推动，而经济社会牵引也要反映到科学家的头脑中，转变成为科学家提出的创新思路、创新概念、创新项目，才能够组织实施。人类的实践证明，像经济活动这类工作，姑且要尊重市场经济起基础作用，政府辅助以适当的宏观调控，更何况是科技创新，这样充满风险与探索未知，创造创新的活动，更需要源于科学家、科技人员在国家的科技政策指导下，在国家需求的牵引下，自主的创意与创新。但是院作为一个国家综合的自然科学与高技术研究机构，要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把大家的力量组织起来，这是院、所的责任。我们的确也认识到，虽然创新工程试点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是我们组织管理的模式，还没有真正地适应作为一个国立研究机构在国家创新体系中要起骨干引领作用、起示范带动作用，要作为一个战略队伍发挥作用的要求。我们多数的研究所还习惯于分散的自由探索，所以在第三期当中，要在继续发挥研究所作为一个基本创新单元加强现代研究所制度建设的同时，根据国家的战略发展需求，根据重大的科学创新目标的需要，打破所的界限，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组织协调一些重大的创新活动，这就是创新基地建设的主要内涵。</P><P>    从国际上当代科技创新活动的整体态势来看，自由探索始终是一个基本的创新活动，是重要的。但是自由探索，大学更有活力，它的成本更低，而国立研究机构，主要要做需要长期坚持的，有重大科学意义和重大应用意义的战略性、前瞻性的创新工作，要做那些单学科难以维持的，需要多学科紧密合作的工作。前面提到的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考虑的这些方向，我看没有一个不是需要学科交叉的，也没有一个单纯靠一个研究所力量可以完成的，所以我希望，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在考虑未来科学目标凝练的同时，要考虑所内以及跨所的创新体制与管理体制方面的变革；在建设好研究所的同时，发展所际之间的合作，发展院内外合作，发展必要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而且在这些合作与交流当中，起核心与引领的作用，用体制创新来推动科技创新，推动与保证重大科技创新目标的实现。通过这些活动，真正培养造就一批科技的帅才、将才、拔尖的人才。不管引进也好，国内物色也好，真正要培养造就优秀科学家，就要在创新实践当中，特别是在重大的创新活动中才能造就。</P>

   回顾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方法学与技术手段方面的进步，对地理与资源科学往往带来革命性的推动与变化。当年国际上或者是国内早年的那些地理学家都是只身远游来考察地理环境的，他们也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认识总是有限的。后来有了遥感，有了地理信息系统，这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遥感是一方面，我觉得地理信息系统，它内容更丰富，它不仅是可以看到地形地貌、气候环境，同时也可以在时空上集成综合的许多信息，从这些信息当中，可以发掘与认识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所需求的规律，认识地理生态环境演化的新规律。地理资源所建立了一个比较强大的地理信息系统的平台，这是非常正确的，问题是要把这个平台真正为所内所外、院内院外广泛应用，不仅是应用于地理科学的研究与发展，而且能够为社会各方面决策，提供可靠的、及时的、丰富的依据。<P>    地理与资源科学特别发展到近代，它一方面是吸收物理与化学方面许多新的成果，对它研究的对象进行精细的观测，另外一方面，始终重视野外定点的研究，建立必要的野外台站体系。它可能与物理化学发展不一样，因为我们研究的是一个综合的科学，如果我们在实验室里抽象到那么单调的话，那就变成物理与化学研究，所以我赞成要把实验室的研究与台站的研究结合起来，但实验室的研究定位要得当。我是外行来讲这话。记得当年山地所建立一个很大的泥石流模拟装置，我去看过两次，现在这个实验室好像已经拆掉了，实际上它很难实现自然泥石流的状态，它最多为发表论文提供几个不完整的数据，如此而已。它弄了一个槽，弄不同尺度的石头，水往下冲，这与泥石流发展的现场状态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我们实验研究做什么，怎么设计发展我们的实验基础工作，我觉得也要冷静的思考，科学的思考，我不是一概地反对建必要的实验装置。野外台站的建设，我觉得我们有一定的基础，是不是在已有的基础上，要根据我们未来研究工作的发展需求，适当地进行调整与适当地选择重点，比如说过去对西部地区比较关注，现在当然要继续关注，但现在看来，几个经济发达的三角洲地区和环渤海地区也非常重要，刚才吴老提到的城市的生态与环境方面的观测研究要适当注意，所以生态-环境台站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出现的新情况，有所调整，有所布局，有新的重点选择。</P><P>    过去的生态-环境台站，多数是科学院单独建的，虽然在不同的所，看来要与社会的其它单元要有很好的协调与配合，国家的生态站现在已经这样做了，把林业部、农业部、科学院的都整合起来。我们如果要进一步把生态研究网络建设推到一个可持续发展阶段，不断在水平上有所提升，也要走社会要素优化组合的道路，发挥多方面的积极性。现在看来，只要我们出的题目与选的方向对头，地方上是很有积极性的。地方上的某些研究机构，某些职能部门，包括某些大学也是有积极性的。我赞成地理资源所，尤其是网络台站部分要建成对社会开放的，不仅是开放服务，也要开放建设，这样我们才能够发展得更好。过去的经验也证明，这些台站不能仅是为科学院科学家取得数据的台站，必然也是示范的台站、研究的台站。在当地经济社会和资源、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它的生存与发展才能得到更广泛的支持。当然台站管理现在分属于院内不同的研究所，地理资源所只是牵头，但是牵头综合很重要。牵头综合的研究机构如果观念比较明确，定位很准确，政策导向很清晰的话，我们的生态台站不仅为国家能够做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贡献，而且它的生存发展就有了内在的根基。</P><P>    锦涛同志到科学院来视察工作时，提到科学院在中国特色创新体系当中要发挥骨干与引领作用，推动与示范作用。我觉得地理资源所也要考虑一下，怎样能够在全国地理与资源研究工作中真正起到骨干与引领作用，起到推动与示范作用。刚才有的同志提到，准备要与大学建立联合实验室，这当然是一种方式，我觉得还可以考虑定期不定期地组织一些有关的研讨班（高级研讨班）的工作。在我们组织的重大项目当中，吸收大学的、地方的研究机构参与研究工作，真正使这个所的存在对于提升我们国家在这个领域当中的研究水平，决策的科学依据的水平能够起到领头与示范的作用。（吴传钧院士插话：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条件，中国地理学会和自然资源学会都挂靠在我们所，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学会，把全国的同行联系起来。）</P><P>    刚才陈述彭先生提出，重大题目要院领导出面，我觉得出面没有问题，但是我包括其他的副院长，都不太愿意挂名。比如说出面对某一件事情发动，发动起来就可以了，发动起来后要把工作真正交给这个领域的科学家，所以我几次都写信表示要辞掉“数字地球国际会议”主席的职务。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一种适合的机构模式，符合科学规律，又能发挥院所与领衔科学家的积极作用，否则如果搞不好容易引发科技界新的不正之风，什么事情都是院领导挂头。我们有院领导挂头，人家有部长挂头，甚至找副总理挂头，科学就变成行政化了。科学还是要坚持依靠专家，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民主的决策，真正的求真务实的研究，所以我希望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不做结论，要很好地研究，找出一个办法来，把全国力量组织起来，推动重大的项目研究进展。能不能组织一个领导小组或者组织一个委员会？但是下面还是有执行的专家来负责组织实施。总之只要是有利于科学发展，有利于为国家科学发展观提供充实新的内容，提供有力支撑的工作，我们都要全力地去做，这是国家之所急，国家民族长远发展根本之所在。中国的发展谁也阻挡不了，但是中国的发展同样要受到资源环境的制约，这是没有办法回避的，只有认识规律，尊重规律，我们才能够真正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P><P>    谢谢各位提供给我们许多新的信息，包括刘闯提出的很好的意见和建议，这个已经在考虑了，准备北郊园区建成以后，考虑公共的食堂，文献情报中心也要在这里建一个分中心，为大家提供共同服务，当然还有一些，如加强科普方面的工作。我讲的供大家参考，最主要的还是根据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包括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来考虑我们学科的工作重点，凝练我们未来的创新目标，同时根据科技创新的实际需求，来进一步革新我们的管理体制，组成强大的创新队伍。</P><P>关于创新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我们也从各方面听到反映，我们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当年为什么考虑人员限制在两万人，主要是知识创新工程刚起步，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如果搞多了，也未必见得都能保证质量，现在在第三期我们要准备适当增加创新编制，但是根本的出路还是要形成新的用人机制，把创新岗位与项目聘任结合起来，把固定人员与流动人员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真正走到可持续发展道路。刚才刘所长提到现在人才流动的机制不顺畅，这主要是局限于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尤其是北京。我估计北京的社会保障也许要晚于其他的省区，因为北京的国家机构更多一点，困难更大一些。但是我们也在积极地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希望能够加快社会保险的改革推进进程，但是这也有一个客观发展的规律，也不可能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一个晚上全国就都能够建立起来。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出路，可能还是把创新岗位与流动岗位结合起来，然后从整体上实现岗位聘任制，逐步地推进到人才的流动有序，不断地提高创新水平与优化队伍结构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需要我们共同努力。</P><P>    谢谢大家！</P>